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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8日,立法院上演了30秒將兩岸服貿條例送出委員會的荒唐戲碼,這葬送了許多人對於民主法治的共同想像。3月23日夜裡,又有另一個民主法治的共同想像遭打破:國家暴力赤裸裸地施加在參與反服貿黑箱運動的民眾身上。這夜,讓人難眠…

當人民對民主法治的想像遭打破時,召喚了不同位置的人們集結起來,就戰鬥位置。本期司改雜誌,帶各位從一位跟著學生翻牆、進入行政院的單親媽媽的故事看起。最初這位媽媽到現場只是單純想要表達對學生的支持,到行政院也只是看看自己能做些什麼。但是到了行政院卻一起和學生們被警察當作是暴民,經歷了無助、混亂和暴力對待。而另一位同樣見證這一切的政大法研所學生,則描述了現場所發生的國家暴力,如何強烈地衝擊了身為法律系學生的他。

這場捍衛民主法治的抗爭,除了有肉身的抵抗,還有一股守護的力量,那就是一群投入公益的義務律師。本期專訪了在324行政院驅離發生時,第一線參與的丁穩勝律師,丁律師認為法律是「鬥爭」的結果,他指出為了實現理想,就必須義無反顧,不斷抗爭。而抗爭也不會只在街頭結束,國家對於參與者的事後清算,以及我們對國家暴力的控訴,才正要開始。本期也專訪了曾威凱律師,從他為抗爭民眾辯護的經驗指出,公民不服從的抗爭行動往往會被獨立切割出來,但是國家的濫權卻屢遭輕忽。協助組織這股守護力的則是司改會的陳雨凡律師,在此專訪中可以看到民眾對於律師在場的高度期待,而這高度的期待背後正是對於國家機器的極端不信任。

如果在前面我們看到的是抗爭中「國家」與「人民」的對立,在接下的文章我們則可以看到被對立起來的兩邊,內部的歧異性,以及這種歧異性如何被抹去。本期也專訪了抗爭中彷彿站在人民對立面的基層警員,告訴我們以警員的角度,是如何看待這場運動,以及之中的參與者,並分享「警員」與「抗爭者」這兩群人如何把對方建構成「國家暴力」以及「暴民」的化身。參與立法院議場醫療團的唐守志醫生,也從「社會情境下角色的強化」,說明他對這個現象的觀察。最後,在整場抗爭中幾乎都待在立院議場裡的社會學教師陳惠敏,則由全控機構的角度,來解析議場內人的異質性如何被抺去,並指出這場抗爭中的重要課題:我們如何正視彼此的差異,並試著練習說話,去說服不同意見者與質疑者。

2014年4月11日議場內的學生宣布佔領立院的行動結束,大家逐漸各自散去。看似各自逐漸回歸原本的日常生活,但是大家帶著行動中的種種體驗回去,這或許已經讓人再也回不去了。 那,現在,你在哪裡,你又將往哪裡?

死刑.冤案.人

  5月21日下午,台北捷運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撼動社會。巨大的悲傷、恐懼與憤怒隨著電視、網路媒體擴散傳遞,至今餘波盪漾。一時之間社會充斥著對死刑的呼喚,相信死刑可以實現正義、重建安全。然而死刑展現的究竟是正義?還是對魔鬼的迷信?

  4月底,法務部槍決了五名死刑犯,幾聲槍響,打碎了杜家平反的希望,也劃破了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的黑箱。驚醒了我們,這幾聲警鐘如此沉重,對逝去的生命卻已追趕不及。社會大眾才意識到兩岸黑箱協議影響的不只是經濟、生計,甚至是我們的生命。本期封面故事紀錄了由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主辦的「來自星星的證人」座談會。許玉秀教授說:「被害人是怎麼產生的? 被害人是犯罪人違反程序正義而製造出來的,兇手不將人作為活生生、有價值的人看待,把人作為工具,就是違反了人與人相處的程序正義。」

  當公權力成了破壞程序正義的兇手,國家不將人民視為活生生、有價值的個體,「人」被作為達成某些目 的行使的工具。林鈺雄教授在座談會中說,因為現下台灣死刑執行特有的「圈死現象」、「開獎過程」,甚至不透明的「開獎時間」、程序及「圈死標準」,讓死刑執行成了不定期的儀式,成了執政者用以轉移焦點的工具。〈國際傳真〉中訴說了美國第一位女性死刑犯瑪麗.薩拉特的故事,她被控是暗殺總統林肯的共犯,當詹森總統要求「這場審判必須以死刑作結」時,她生命的句點已由國家寫下,成為政府試圖推卸社會問題的安慰劑。

  本期司改雜誌希望能讓各位讀者看見司法體制中活生生的「人」。不只是鑑定報告、不只是法律條文與幾頁書狀、也不只是判決書中的字句,而是試著同理司法判決如何刻入一個人的生命歷程。陳龍綺先生因「DNA不排除」的有罪推定判決人生驟變,被迫一路逃亡,每日膽顫心驚,甚至想過以死明志。從中國來到台灣的梅阿媽,因冤被處以緩刑無法取得身份證,導致阿媽70歲的高齡無法擁有一般國民的社會福利,沒有健保、沒有工作…,她還在等待再審。 她不想帶著冤案回中國,更不想帶著冤案死去。

  司法體系中的「人」,除了被告之外,還有許多角色。「罪生漠死」是由一群高中老師發起的學生營隊,邀請了被司法「認定」的加害人、受害人、法官、檢察官與律師,從不同的位置角度分享對死刑議題的看法。梁光宗檢察官說:「面對死刑議題時,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非常艱難、巨大的問題。…我個人並不贊同用死刑輕易地剝奪一個人的生命,然而我卻仍接受現行的死刑制度。在我的工作中,我必須親臨許多兇案現場、面對極端邪惡的犯罪者,不得不去聽到、去看到、去聞到、去感受那現場的腥臭與腐朽。每當我面臨這樣的情境,我的內心便會開始動搖,考慮動用死刑這種刑度。」高榮志律師:「在我還是個年輕的執業律師,接到了第一個死刑案件。記得我第一次去看守所看我的當事人時,也如社會大眾一般保有相當的戒心。然而隨著我與他相處的時間漸久,我開始逐漸理解他當時為何會選擇採取如此行動,甚至若換作是我,我也可能選擇 犯罪。漸漸地,在我面前的當事人逐漸從一個死刑犯,變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我才能慢慢看到死刑不同樣貌。」兩者的經驗及結論立場看似對立,情境卻又如此相似。巨大的悲劇使人動搖,選擇死刑/罪行,深刻的對話與理解才可能找到出口。

  陳欽賢法官說:「我期許,我的審判不能成為社會憤怒的祭壇。」唯有將人視為「人」,才有機會更在乎、更認真的去追究。若悲劇令你悲傷、憤怒,那麼別讓這些情緒只停留在死刑執行時的槍響。更重要的,是追問背後的社會結構與成因、思考如何讓悲劇不再重演,以中斷惡意與悲劇的循迴。

  九月政爭揭露了檢察官的關說及濫權監聽,民間批判聲浪日起。司改會多次要求檢評會、監察院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然而此過程一波三折,最終監察院對於政爭中的核心人物—檢察總長黃世銘作出不付彈劾的決定。檢察官的違法濫權,究竟有何有效機制可以監督或處理呢?在本期的「封面故事」中,張靜律師即於〈針對檢察官濫權起訴或不起訴在訴訟法上的改革芻議〉一文,從事前防止檢察官濫權的角度,深入討論刑事訴訟法制應如何改革。而在另一篇「封面故事」,編輯部則就事後究責的機制—檢察官評鑑制度,專訪第一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委員—高涌誠律師。高律師分享參與檢評會的經驗及其組織運作過程,並提出許多建議,以修正不合宜之法規限制。這兩篇「封面故事」都讓我們思考,檢察官作為國家權力的一環,又有誰能來「檢察」他們的所作所為?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又如何能夠真正「檢察」檢察官的違法濫權?

  如何能真正「檢察」檢察官的違法濫權 ,背後關連的是一個更廣泛的議題。在民主國家中,人民如何監督國家權力的運作?今年初,司法院以「維護個人資料」為藉口,嚴格要求必須取得所有開庭在場陳述人的書面同意,才可准許交付法庭錄音光碟之聲請。這嚴重侵害人民訴訟權利,也使法庭活動難以讓參與的民眾仔細檢視,使公開審判的理念蒙塵。司改會及各地律師公會共同發起連署,批判司法院的這種作為,並有千位律師響應參與,相關行動請見本期「行動紀實」。而在「法官觀點」專欄中,邀請了林臻嫺法官就此事件分享其觀點。除了本國制度的批判,本期「日本傳真」也帶各位回到1982年禁止旁聽民眾筆記的日本法庭,來檢視法庭公開審判的意義及目的,並再回過頭想想2014年的台灣。

  公開審判是人民監督國家權力的一環,本期另從兩個看似獨立的事件中,看到類同的問題。2月5日一群高中公民教師至教育部門口抗議,認為此次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綱微調的過程是不受監督的黑箱作業,不符程序正義。這群公民教師要求暫緩微調課綱,並重啟公聽程序,引發社會關注。永社主辦「洗腦行不行?─高中課綱微調之合法性」座談會,邀請法律、教育的專家學者,就法律面討論程序及組織的合法性問題進行探討;此外另亦觸及教育與政治的關係,並進一步從原住民族的立場檢討教育與文化的問題,詳見「座談紀實」。本期的「特別報導」主題苑裡反瘋車自救會,專訪參與反瘋車抗爭的苑裡鄉親們,苑裡反瘋車運動不單是能源議題,也是「民主」議題,在興建風力發電機的決定過程中,苑裡鄉親們沒有表達意見的空間與機會,但他們卻是受影響最深的一群人。

  國家權力試圖迴避人民的監督,人民必須努力追尋並推動真正監督國家權力的可能性。持續向社會大眾倡議徐自強案即是我們努力的案件之一。2012年5月19日《速審法》正式上路,徐自強終於走出待了漫長16年的看守所,然而,這並非結束,只是開始。隨著更九審開始審理,司改會展開相關的救援工作,除了開庭時邀請民眾到法庭旁聽外 ,為了讓社會能更認識徐自強案、了解司法實務面的問題,司改會及徐自強進一步主動走向人群,與群眾對話,相關活動紀錄請見「徐案巡講」。

  最後,讓我們再回到一開始的提問:檢察官,誰來「檢察」?在民主國家中,人民如何可能真正監督國家機器的各種零件?這個問題體現在近期發生的各個事件中,我們必須積極面對與行動。

   「九月政爭」掀開了檢察體制長久以來的沉屙陋習──關說與濫權監聽;然而事件發展至今,僅看到涉及關說的檢察官遭到懲處,卻未見濫權監聽的檢察官被究責,更不見主政者對於監聽制度的通盤檢討。本期的「封面故事」,便將從《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談起,和大家一起探討當前的監聽問題究竟為何。

  若從我國目前的通訊監察統計狀況看來,在與美國的數據進行比較及分析後,顯示濫權監聽的主要成因並非是法官浮濫核發監聽票,其根本原因在執行方式的錯誤──「全都錄」的通訊監察中心,同時,這個建置機關的正當性及合法性也大有疑慮。<監聽爭議 大法官說法>一文對照了日本現行監聽法制及實務的運用,日本的偵查人員除了必須親自到電信公司進行監聽外,過程

中還需有偵查人員以外的「第三者」在場監督,以防止權力被濫用。另外,在「日本傳真」中,更深入的介紹日本監聽法制的變革。

  司改會自「九月政爭」發生以來,多次至監察院 表達訴求,要求監察委員進行調查並予以彈劾,追究涉及關說的人員,以及濫權監聽的檢察總長的責任;然而時至今日,監察院仍未給予社會任何交待。我們更再追問,依《法官法》設立的檢評會,是否真能監督淘汰不適任的檢察官?相關內容請見「行動紀實」及「司改筆記」。

  「司法院定位」問題則又是另一個憲政上的陳年舊帳。大法官於2001年10月公布第530號解釋文,並對「司法院」的定位做了解釋──審判機關化;但體制的改革卻經歷12年仍未能落實,究竟其難解的糾結點為何?請見「座談紀實」,聽聽各方專家代表怎麼說。

  2013年年底的「雷震講座」,邀請到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Albie Sachs,以四場座談分別就不同面向的主題進行分享;Albie Sachs由自身的生命故事出發,從一個政治受難者到成為憲法法院的大法官,見證了南非的民主轉型,更是當代憲政的典

範。細究南非憲法法院在許多細節上的用心設計,將人性尊嚴、平等與自由,真切地體現在法院的各個角落,同時也落實在人民身上;從古特邦案談居住權、從芙莉案談同性婚姻,我們看見南非憲法法院如何將「人」作為一個人來對待。

  接著,我們將焦點移回台灣。《行政訴訟法》於2011年進行修正,改採三級二審制,以期向「司法為民」的理念邁進;而新制於2012年9月正式施行後,至今已滿週年。在「法官開講」專欄中,李明益法官從中科三期及美麗灣兩件行政訴訟案談起,並由清末民初回顧我國行政訴訟建立的過程;從民初被譏為「貧症院」的平政院,到現行的三級二審制,李法官除了詳細說明制度的沿革外,更觀察現行新制實施的狀況,深入探討其中的問題,提出未來修法的建議。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是檢驗一國人權受保障與否的指標;而行政訴訟制度則是作為檢驗一個國家是否為法治國家的重要指標,期許台灣未來能擁有更符合人民期待的行政法院。

  「中國觀察」述說了來自中國的許多個案,「申訴中心」則是發生在台灣的個案,這些 實際發生在「人」身上的故事,都值得我們關注與省思,也更反映司法應落實人性尊嚴、平等與自由的重要價值。

  最後,本期司改雜誌僅以「追憶楊興生」專欄,緬懷楊興生老師對司法改革運動長期的支持。

  解嚴迄今,司法權仍未臻民主。半生不熟的法律規範與制度實踐,一般人循規蹈矩,生活平凡;有人卻如哆啦A夢,可開啟任意之門,自由穿梭到意欲之處。要問的是,還要忍受多久?

  2013年9月,註定是台灣歷史重要的一個月。特偵組的一個記者會,扯出三大司法爛污:關說、洩密、監聽。政爭會過去,政敵會和好,莫名陷入紛擾的我們,難道就這樣「被爛污」過去?如果不能留下什麼反省、記取些什麼教訓,未免太便宜政客,也太妄自菲薄了。本期司改雜誌,在這樣的前提下,和大家一起來回顧,這些不該被輕易忘記的故事。

  洪仲丘案引發台灣社會的衝擊,甚至進一步對台灣軍事審判制度產生重大變革,眾人始料未及,但非全無脈絡可循。戒嚴時期軍方獨大,縱使解嚴,軍法不動如山。江國慶的殷鑑不遠,軍方顯然無力自省,靠外力,才能逼其改革。相較於江媽媽的形單影隻,洪家幸運地有著全民作為支柱,才能撼動保守顢頇又抗拒改革的軍方。公民1985行動聯盟展現了公民力量的可敬可畏,促成了《軍審法》的修正,1985聯盟更進一步表示,《軍審法》只會造成制度不透明與嚴刑峻罰,正是募兵制所以缺乏誘因的緣故,痛定思痛的改革才是進步。洪案義務律師團成員邱顯智律師,談論了洪案的點點滴滴,也為我們分析「禁閉」的本質──就是對人身自由的限制,或許應由法官、而非由部隊來片面決定。

  接著,我們轉移焦點到關說、洩密、與監聽。司改會在特偵組開記者會當天,即發表「誰關說、誰下台」聲明;後續發展出濫權監聽與洩密疑雲後,隔週即檢具關說與洩密的相關資料,向監察院提出陳訴,要求調查相關人員的責任,之後並對具有檢察官身份者提出評鑑請求。然而,我們不僅僅停留在追究個人的責任,更要求長遠的制度性改革,於是,我們主張特偵組已經完成階段性的任務,前後兩任總長的行為,讓我們認清特偵組有其制度性的脆弱之處,和政治高層太過親近,難以改變,該是廢除的時候了。而監聽的根本問題在於我國「獨步全球」的「監聽中心」,唯有廢除通訊監察中心,才能遏止濫權監聽,相關活動請看我們的「行動紀實」。

  其他幾篇討論法官、檢察官的文章,各有異曲同工之妙,由於觀察的角度不同,評論也就大異其趣。司改會批判了屏東的吳檢察官,認為他用刑事程序介入私人廟產的紛爭,違法又濫用權力,詎料屏東地檢署發出新聞稿力挺吳檢察官「勇於任事」、戳力解決紛爭;同一人、同一事件,截然不同的評價,且讓我們靜待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裁決。另有兩位法官,分別從兩個事件來談論法院的「轉型」,林孟皇法官批判力十足地指出,前最高法院院長楊仁壽與現任司法官學院院長林輝煌,都應該真切地面對司法的轉型正義,也呼籲所有的法律人省思,如果遇上他們的情境,該如何抉擇?蔡烱燉法官更是回顧歷史,從民初開始談起,找出禁止法官加入政黨的文獻,並分析因國民政府「以黨治國」的需要,才讓司法獨立慢了百年;法官若能努力實踐倫理規範的各項要求,「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句話,就會慢慢走入歷史。

  來自日本與中國的觀察報導分別談到日本公務員政治自由的問題與中國保障人權律師服務團的典故。還有制度性的冤錯案,台灣詐欺集團猖獗,追查主謀甚難,「寧殺錯、不放過」與「有罪推定」的荒謬現況,能否有一線曙光?受刑人的基本權利,能否被保障、如何被保障,有制度的分析與志工探望邱和順的第一手報導。最後要推薦「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好書《冤罪》──內容關於日本足利事件,新書座談會配合羅秉成律師講述「wM3」的冤案故事,讓大家更加了解什麼是「冤案方程式」。

  從人、個案、與制度,分析出司法的問題,改革司法的規範與體制,期待台灣的司法,早日民主化與正常化,至於,奇妙的任意門,留在哆啦A夢的口袋裡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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