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統?》

外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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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需要更大的權力來控制這個體制。他已經將軍隊改變成了內部是美式建制的黨衛軍,他將司法系統變成監控官員、控制百姓造反,尤其是抵抗西方顏色革命的強力工具,他還要做的是搶奪宣傳系統、國務院行政系統的掌控權。


當今習近平與李克強、劉雲山的纏鬥,習近平的軍改以及被迫擔任各種小組組長,是因為國家主席沒有任何實權,只能以黨的領導的名義,搶奪行政權。    


這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廉潔、高效的政府,乖乖聽話的國民,經濟繁榮,舉國一尊,一國一黨。


國家行政學院的一位教授最近披露說,新加坡模式對中國有很大吸引力,北京政改方向選項之一是總統制,而常委制是否必要也需要考慮。 


國防大學劉亞洲、朱成虎等三位將軍的課題組最近出版《新加坡發展之路》,推崇中國走新加坡道路,這是一種巧合嗎?


習近平早已用治國小組稀釋常委制,中共高層也出現改革呼聲,研議取消常委制。 


而北京的頂層設計對總統制有興趣的念頭在兩年前就出現了。當時,在中國力主修憲的曹思源就應某高層智囊要求完成了《中國需要總統制》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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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外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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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201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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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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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68182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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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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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政治學 / 一般
Political Science / World /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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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9日,許家屯以百歲高齡在洛杉磯溘然長逝。人們在追思他的同時,也惋惜他的去世帶走了中共大量機密。不過,在這本由許家屯本人撰寫的回憶文章、與許家屯有密切來往者撰寫的紀念文章整合而成的著作中,仍然透露了諸多外界鮮知的內情。


許家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即主掌福州市,後成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他與中共第一代、第二主要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都有過接觸,與楊尚昆、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更有密切交往。在本書中,許家屯對諸多中共領導人作了回憶與點評。


在年屆退休之際,許家屯意外被鄧小平點將,出任地下紅色港督。他表現出靈活的政治技巧和開明作風,主動拜會香港左中右人物,包括著名的政治反對派、反共文人和巨商,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香港人心。他幫助眾多港商度過經濟危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第一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他與港商李嘉誠、中共元老王震一起,推動海南建省,使之成為中國最大經濟特區。


作為中共港澳工委書記,他在香港、澳門為中共佈下了眾多防備各種變化的棋子。同時,他直接受命當時主掌對台工作的楊尚昆,策劃了針對台灣的絕密行動。


1989年學運期間,許家屯受命於無法見到鄧小平的趙紫陽,通過與楊尚昆溝通,希望影響鄧小平的決策。隨後,他遭到江澤民、李鵬的秋後算帳,危急之中獲得曾慶紅傳來的信息,在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父子義助之下,成功從深圳經香港到達美國旅遊休息。


在此期間,許家屯得以比較自由地回憶一生的從政經歷。在中共1949年之後的歷史上,僅此一例。也因此,本書具有的價值非同一般。

 早在胡錦濤執政晚期、習近平確認接班之際,對於這名和藹大叔會不會成為改革者便一直是餐桌上熱烈討論的話題。當時的答案大多是肯定的,因為其過往的政策和個性顯示習本身偏向自由派──父親習仲勛曾同情六四民主訴求、強烈反對出兵鎮壓學生;他執政福建和浙江期間也推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制度,使這些省份變得更開放、更面向世界。


現在,問題又回到了原點──習近平是反憲政的專制者,抑或是隱蔽的自由主義者?習近平似乎不得不將全部心力放在鞏固權力上。不過,數十億雙眼睛正緊緊盯著他,習及其親信必須證明權力是用來加速改革的,而不是像毛澤東一樣用來塑造個人崇拜。


近來有一種說法饒富趣味,指稱習的專制手段是用來保護其改革議程,不得不比保守派更保守、比鷹派更鷹派,如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秘書鮑彤表示,習的政經舉措可概括為“以毛澤東的風格走鄧小平的路”,且政左經右的傾向無非是出於堅持黨的領導的考量。


習近平已向世人證明他積累權力和鎮壓異議的功夫一流,可是這些權威又將以何種形式幫助中國前進呢?總的來說,習要當的,不是另一個毛澤東,不是另一個鄧小平,更不會是另一個江澤民或胡錦濤,又是什麼呢?本書展示的是,習近平面臨的現實難題使他的夢並不容易實現。

豆大的雨點打在這位權力最高的中國領導人身上。不過,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參加國慶典禮的習近平卻不動聲色,將花籃端正地擺放在近40米高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當童聲合唱團獻上一首謳歌共產黨的歌時,習近平打起一把黑傘,舉目遠眺。在偌大的廣場另一頭,毛澤東1949年用帶著湖南口音的顫抖的聲音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即便毛澤東的名字並不時時出現,但他其實無處不在。

逝世近40年後,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又回到了現實生活中。黨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掀起了一場意識形態運動,要求他的黨深刻地整頓黨風,並且猶如文革中一般,讓國家幹部們在會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但是,奪取百萬人生命的毛時代陰暗面,卻沒有人提及。

一到一個月,在被認為最不可能發生的時間——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敏感時間點前,最不可能發生的地點——層層重甲守衛的天子臥榻之側,暴力衝擊天安門“聖地”、造成兩死40傷的“10•28”事件從容發生。這起被官方定性為一起經過嚴密策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恐怖襲擊,不僅徹底暴露出中國的民族政策和維穩政策的“敗絮其中”,也讓中共領導人“和諧社會”和“中國夢”的理想近乎破產。

因為,這不是孤立的。更嚴重的事件,正在使中國政治突變條件成熟。

習近平當局擔心喪失政權的恐懼,在政治、思想、輿論等各個領域,幾乎無所不在。他們擔心多黨制取代一黨專制;擔心普世價值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擔心公民社會成為對抗中共的政治力量;擔心自由主義改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擔心新聞自由挑戰黨對媒體的壟斷;擔心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等等。正是這些無所不在的恐懼,導致當局用製造恐懼的手段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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