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出中組部》: 一個紅二代理想主義者的另類人生

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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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係中共革命後代,坦誠實錄自己的人生經歷。雖然他在權力體制內順風順水,卻忠於內心標尺,選擇了一條另類道路。


作者的人生分為國內和海外兩段,本書也就分為上下兩部。上部回憶他身為“紅二代”,頻受共產黨恩澤。八十年代,躋身權力樞紐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參與建立第三梯隊,曾考察過當今中國政壇上包括習近平、張德江、李長春、吳儀、陳元等在內的眾多重量級大員。


然而,現場目睹“六四”血腥之夜,激勵作者與黨國體制徹底決裂。下部敘述他在海外,以普世價值觀和世界大視野,觀察中國變革,探索民族未來。


前後兩段人生,跌宕起伏;體制內外經歷,涇渭分明。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與中共三代領袖陳雲、江澤民、胡錦濤等,與海外政要李光耀、吳慶瑞、馬英九等,與流亡人士許家屯、萬潤南、陳一諮等,與更多學界名流,都有近距接觸,留下真切記錄。


作者當年頂頭上司、前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爲本書作序說:作者“在波瀾壯闊的時代風雲中往往處於漩渦的中心,讀者能從中看到七十年來社會的變遷和他的跌宕人生”。作者的清華學兄、著名記者和學者楊繼繩為之代撰前言說:本書“信息量大,有很多‘乾貨’”,作者“不雕琢,不粉飾,從而增強了這些‘乾貨’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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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Information

Publisher
明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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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Dec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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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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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63032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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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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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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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res
Biography & Autobiography / Political
Political Science / World /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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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是中共歷史上僅有的一位被開除黨籍卻又享受著副省級待遇的高級官員。中共對程維高的這種處理結果,堪稱微妙,蘊含著頗多可供解讀的信息。

    中共高層反腐往往帶有明顯的政治鬥爭因素,背後是一般人難以清楚的錯綜複雜的政治角力,“程維高公案”也是這樣。與其說,程維高是一名“問題官員”,不如說,他是一場政治鬥爭裡的失敗者。

    自成為“問題高官”後,新聞媒體對程維高的報導,幾乎都把他描述成一位罪不可赦的大貪官。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中紀委對他歷時數年之久的嚴格審查中,並未發現其貪腐問題,程維高本人也承認自己“有錯”,但堅稱並未“犯罪”。

    對於外界對他的眾說紛紜與一再“描黑”,這本《程維高親述痛思錄》,正是程維高本人晚年賦閑期間親述的其案件之來龍去脈。它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資料來源:一、程維高親撰回憶材料;二、程維高的口述回憶;三、其他當事人的回憶。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本書主體部分,除個別引述其他已注明來源的材料外,皆出自程維高本人敍述,因此,皆可代表程維高本人觀點與聲音。

    程維高說:“我想通過自己的所感所受說一些實話,想告訴大家:一個以身許國的革命者,一個人口大省的主要領導,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瀟灑、輕鬆,而是責任重大,非常艱辛,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甚至要以自己的屈辱和名聲為代價的。”

男性高官都有“糟糠之妻”,這是常理;高官中很多有“紅顔知己”,這是常情。儘管人們對高官的夫人和情人都會抱有打聽的興趣,然而,並不是所有高官的夫人和情人都值得一寫。不過,我們確信:周永康、薄熙來和令計劃這三位,夫人和情人的故事,值得仔細探究,詳盡道來。

    

這不僅因爲這三位高官都曾在中共領導層地位崇隆,名聲顯赫,一言九鼎,在中國政治格局中都是代表性人物,處於關鍵性位置;也不僅因爲三個人的仕途和人生軌跡,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夫人和情人的重要影響;還因為這三人的夫人和情人,彼此之間竟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還有不少相同之處和值得一提的差異。

    

明鏡2007年曾率先披露驚人內幕:一位“公共情婦”讓十幾個省部級高官輪流上了同一張床;八年過去,中共官場與時俱進,央視的“大褲衩”內出了一位“公共情夫”,集結了二十多位副部級以上高官的夫人“紅色娘子軍”,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前中南海“大內總管”令計劃的妻子谷麗萍。

     

周永康結過兩次婚,有過兩任夫人,更有包括央視美女主播在內的不知多少位情人。如今囚禁中的這位“大老虎”,當年的“百雞王”,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想的最多的那個“她”又會是誰?

 

對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以及所有的“谷粉”來說,2012年4月10日,是一個界限分明的日子。在這之前,她是紅色名門之後,才貌雙全的天使,“中國的傑奎琳”,與夫君珠聯璧合;在這之後,她被新華社短短幾十字消息打入地獄:不僅水性楊花,更不擇手段地謀財害命。但是,濟南中院對薄熙來審訊的微博“直播”被刪去的控方發言,透露了什麽匪夷所思的內情?

2016年6月29日,許家屯以百歲高齡在洛杉磯溘然長逝。人們在追思他的同時,也惋惜他的去世帶走了中共大量機密。不過,在這本由許家屯本人撰寫的回憶文章、與許家屯有密切來往者撰寫的紀念文章整合而成的著作中,仍然透露了諸多外界鮮知的內情。


許家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即主掌福州市,後成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他與中共第一代、第二主要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都有過接觸,與楊尚昆、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更有密切交往。在本書中,許家屯對諸多中共領導人作了回憶與點評。


在年屆退休之際,許家屯意外被鄧小平點將,出任地下紅色港督。他表現出靈活的政治技巧和開明作風,主動拜會香港左中右人物,包括著名的政治反對派、反共文人和巨商,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香港人心。他幫助眾多港商度過經濟危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第一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他與港商李嘉誠、中共元老王震一起,推動海南建省,使之成為中國最大經濟特區。


作為中共港澳工委書記,他在香港、澳門為中共佈下了眾多防備各種變化的棋子。同時,他直接受命當時主掌對台工作的楊尚昆,策劃了針對台灣的絕密行動。


1989年學運期間,許家屯受命於無法見到鄧小平的趙紫陽,通過與楊尚昆溝通,希望影響鄧小平的決策。隨後,他遭到江澤民、李鵬的秋後算帳,危急之中獲得曾慶紅傳來的信息,在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父子義助之下,成功從深圳經香港到達美國旅遊休息。


在此期間,許家屯得以比較自由地回憶一生的從政經歷。在中共1949年之後的歷史上,僅此一例。也因此,本書具有的價值非同一般。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套上下兩冊的巨著,是全球80多位學者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最新發現、研究成果。


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革是一場顛覆了中國社會、人類文明的政治運動,其基因仍在、遺毒猶烈,決定和影響著中國當今和未來。正因為如此,中共將文革研究視為禁區,試圖掩蓋遠未被揭示徹底的罪惡,他們擔心其掌權的法理基礎被摧毀。


所以,文革發生在中國,真正獨立、專業的研究會議卻只能在美國召開。由美國著名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著名中國事務教授林培瑞等召集的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2016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舉行,與中國對文革的禁聲,形成了諷刺性對比。


這一會議聚集了來自美、加、德、日、中國香港、澳門等地的學者,更有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重量級文革專家。這樣的會議規模和陣容,已屬「史無前例」,而且新人輩出,新說迭起,如一些媒體所言,實為一次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有關文革的國際學術會議。


會議向世人昭示了海內外史學家們探究歷史真相的勇氣和堅韌,對於重構中華民族對文革的集體記憶,極具戰略意義。


記錄會議成果的這套巨著,注定成為中國當代歷史的珍藏。


前言

韌性博弈後的成果


宋永毅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一百萬字、上下兩冊的題名為《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的巨著是我在美國編纂的第二本有關文革的論文集。十年以前,在文革40周年之際,我也曾受委託組織過大型的國際研討會,並在事後找到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了題名為《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的兩卷本的論文集。


這本新的論文集是今年6月24-26日,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召開的、題名為「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的紀念文革5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的產物。會議的主辦單位有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社會和意識研究中心、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輯委員會。協辦單位有紐約天問聯合學會。但在出版計畫上大有不同的是:早在一年多以前,紐約明鏡出版集團的老總何頻先生得知我們即將組織這一會議時,便慨然拍板決定了這一論文集的出版,充分顯示了一個出版家的良知和眼光。



在我編纂這本新的論文集時,內心的感受可謂悲喜交加、五味雜陳。


悲的是:十年前我們相聚紐約開文革40周年研討會時,內心都或多或少地抱著一絲神思遐想:下一個十年能不能在文革的發生地——中國大陸開這樣的研討會?然而,幻想總是溫暖的,現實卻是冰冷的。和十年前相比,中國大陸的新領導人不僅更嚴厲地在國內禁止任何有關文革的學術活動,還想把已經前行了50年的歷史車輪拉回到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去。


喜的是:在政客們千方百計掩蓋歷史的同時,還有史學家們堅韌不拔的對真相的揭露。雖然歷史有時會發生短暫的倒退,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客和學者的悠久的博弈中,前者一定是「勝利者」。雖然學者只掌握形而上的「批判的武器」(思想和言論),但在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的構築中,並不一定輸給政客們的形而下的「武器的批判」(警察和監獄)。在這些投身與文革研究的歷史學者身上,我們還看到了自春秋末年齊國史官太史伯三兄弟為纂信史而不畏死的節操和承傳。由於他們正氣的震懾,篡位的君王最後認識到他只能主導當政時期,而史官卻傳承千年中華歷史。中國千年以來的史官們秉承著「史學、史識、史才、史德」,秉持了「險惡矯誣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為華夏民族歷史真理的捍衛者。


在這次會議中,我們也確實欣慰地看到了韌性博弈後的成果。例如,這一會議聚集了來自美、加、德、日、中、港、澳(門)等地的70多位學者,其中有十位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中有徐友漁、秦暉、王海光、米鶴都、金光耀、李遜、崔衛平等重量級的文革研究專家。


此外,會議還收到了朱學勤、唐少傑、董國強、申曉雲、徐海亮等七位大陸著名學者的書面發言和論文。這樣的規模,如一些媒體所言,實屬「史無前例」了。十年前,在紐約召開文革4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時,由於大陸有關方面的阻攔,在上述的知名文革研究專家中,僅有徐海亮教授一人能與會。更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革也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學術課題。既然在中國國內無法進行任何公開的學術研討活動,與會的學者、尤其是華裔學者都認為:他們在海外學術自由的環境中組織和召開這樣的大會就責無旁貸。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相一定要被揭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一定要被保存。



因為中共當局對文革研究的禁錮和阻攔,文革研究是否後繼有人的問題一直是纏繞著海內外學界的一個憂慮。其實,有關當局的陰暗企圖是一回事,他們能不能使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集體失憶又是另外一碼事。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史學有著「以史為鑑」的優良傳統,要利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強迫海內外學界放棄「文革研究」是不可能的。近十年來,不要說海外學界的新生輩層出不窮,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批相當數量的以文革為研究課題的博士研究生。會議的組織者敏銳地發見了這一剛剛浮現的新群體,邀請了六位80後的文革研究新人與會。並以「新一代學人(80後)的文革研究」為題,開啟了大會第一天的首場討論。


這六位來自世界各地(美國、德國、中國、澳門)的五位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學者是:陳闖創(美國青年學者)、宋國慶(德國佛萊堡大學漢學研究博士生)、劉成晨(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王芳(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楊雋(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等。


這幾位青年學人儘管都生在文革後,但他們的發言和論文卻有著堅實的史料基礎和新學科知識的底蘊。首先,他們的研究雖然比較微觀,集中在某一個省、市或縣,但都以大量的檔案史料和現場訪談為基礎。例如宋國慶的〈遲到的正義:廣西處理文革亂打死人問題的啟動〉是他近兩年內在廣西查找檔案和田野調查收集口述資料的結果。再如王芳的〈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以滬、漢兩地為例(1966-1967)〉一文,同樣也是她奔波於滬漢兩地調查訪談的結果。為此,他們所梳理的歷史真相都比較可信和全面。其次,雖然他們的研究都帶有個案研究色彩,卻也同時顯現了現代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養,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開拓意義。例如,劉成晨和他導師郝志東合著的英文論文《理解中國的暴力:以一個縣域的土改與文革為例》,是第一次把土改和文革暴力做比較研究的論文,還得出了「1940年代的土改和1960年代-1970年代的文革之間有相當的關聯性,其暴力的機理是一脈相承的」的新結論。對一門學科建設而言,及時推出和鼓勵學術新人具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洛杉磯研討會不僅給人以文革研究後繼有人的信心,更將沉實地推動該學科今後幾十年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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