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閱世未深，偏好李白詩歌的奔放語句。

大學畢業後，偶然獨到杜甫贈衛八處士，才漸漸喜愛這位眼光迥然、心腸熱烈、落筆精準的詩聖。

包括兵車行、新安吏、石壕吏，每一具皆是獨來驚心動魄，有如親眼見到戰亂中男子赴死以及男子親人的悲哀。

生命脆若無常，而杜甫則是極少數能夠看透生命脆弱、刻畫命運無常的詩人。

在此，節選關於新安吏的原詩與解讀，讓讀者們更進一步了解杜甫及他的詩作，併向這位詩人至上敬意。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

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儀收復長安和洛陽，旋即，郭和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乘勝率軍進擊，以二十萬兵力在鄴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包圍了安慶緒叛軍，局勢甚可喜。然而昏庸的肅宗對郭子儀、李光弼等領兵並不信任，諸軍不設統帥，只派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使諸軍不相統屬，又兼糧食不足，士氣低落，兩軍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軍至，唐軍遂在鄴城大敗。郭子儀退保東都洛陽，其餘各節度使逃歸本鎮。唐王朝為了補充兵力，大肆抽丁拉伕。杜甫這時正由洛陽回華州任所，耳聞目睹了這次慘敗後人民罹難的痛苦情狀，經過藝術提煉，寫成組詩「三吏」、「三別」。《新安吏》是組詩的第一首。新安，在洛陽西。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這兩句是全篇的總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寫，都是從詩人「喧呼聞點兵」五字中生出。

「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這是杜甫的問話。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定制：男女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至天寶三載（744），又改以十八為中男，二十二為丁。按照正常的徵兵制度，中男不該服役。杜甫的問話是很尖銳的，眼前明明有許多人被當作壯丁抓走，卻撇在一邊，跳過一層問：「新安縣小，再也沒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為這樣一問，就可以把新安吏問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吏很狡黠，也跳過一層回答說，州府昨夜下的軍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看來，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難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來壓人。看來講王法已經不能發生作用了，於是杜甫進一步就實際問題和情理發問：「中男又矮又小，怎麼能守衛東都洛陽呢？」王城，指洛陽，周代曾把洛邑稱作王城。這在杜甫是又逼緊了一步，但接下去卻沒有答話。也許吏被問得張口結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吏不願跟杜甫嚕蘇下去了。這就把吏對杜甫的厭煩，杜甫對人民的同情，以及詩人那種迂執的性格都表現出來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跟吏已經無話可說了，於是杜甫把目光轉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懷著沉痛的心情，把這些中男仔細地打量再打量。他發現那些似乎長得壯實一點的男孩子是因為有母親照料，而且有母親在送行。中男年幼，當然不可能有妻子。但為什麼父親不來呢？上面說過「縣小更無丁」，有父親在還用抓孩子嗎？所以「有母」之言外，正可見另一番慘景。「瘦男」之「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獨伶俜」三字，更見無親無靠。無限痛苦，茫茫無堪告語，這就是「獨伶俜」三字給人的感受。杜甫對著這一群哀號的人流，究竟站了多久呢？只覺天已黃昏了，白水在暮色中無語東流，青山好象帶著哭聲。這裏用一個「猶」字便見恍惚。人走以後，哭聲仍然在耳，仿佛連青山白水也嗚咽不止。似幻覺又似真實，讀起來叫人驚心動魄。以上四句是詩人的主觀感受。它在前面與吏的對話和後面對征人的勸慰語之間，在行文與感情的發展上起著過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是杜甫勸慰征人的開頭幾句話。照說中男已經走了，話講給誰聽呢？好象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講的話補敘在這裏，又像是中男走過以後，杜甫覺得太慘了，一個人對著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語，那種發癡發呆的神情，更顯出其茫茫然的心理。照說抒發悲憤一般總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處卻似乎在收。「使眼枯」、「淚縱橫」本來似乎可以再作淋漓盡致的刻畫，但杜甫卻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發枯，收起奔湧的熱淚吧。」然後再用「天地終無情」來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終無情」在後一筆煞住，好象要人把眼淚全部吞進肚裏。這就收到了「抽刀斷水水更流」的藝術效果。這種悲憤也就顯得更深、更難控制，「天地」也就顯得更加「無情」。

照說杜甫寫到「天地終無情」，已經極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這一場戰爭的性質不同於寫《兵車行》的時候。當此國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時，詩人從維護祖國的統一角度考慮，在控訴「天地終無情」之後，又說了一些寬慰的話。相州之敗，本來罪在朝廷和唐肅宗，杜甫卻說敵情難以預料，用這樣含混的話掩蓋失敗的根源，目的是要給朝廷留點面子。本來是敗兵，卻說是「歸軍」，也是為了不致過分叫人喪氣。「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唐軍討伐安史叛軍，當然可以說名正言順，但哪里又能談得上愛護士卒、撫養分明呢？另外，所謂戰壕挖得淺，牧馬勞役很輕，郭子儀對待士卒親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詞。杜甫講這些話，都是對強征入伍的中男進行安慰。詩在揭露的同時，又對朝廷有所回護，杜甫這樣說，用心是很苦的。實際上，人民蒙受的慘痛，國家面臨的災難，都深深地刺激著他沉重而痛苦的心靈。

杜甫在詩中所表現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時又是社會現實本身矛盾的反映。一方面，當時安史叛軍燒殺擄掠，對中原地區生產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壞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唐朝統治者在平時剝削、壓迫人民，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卻又昏庸無能，把戰爭造成的災難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顧人民死活。這兩種矛盾，在當時社會現實中尖銳地存在著，然而前者畢竟居於主要地位。可以說，在平叛這一點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別」既揭露統治集團不顧人民死活，又旗幟鮮明地肯定平叛戰爭，甚至對應徵者加以勸慰和鼓勵，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當時的人民雖然怨恨唐王朝，但終究咬緊牙關，含著眼淚，走上前線支持了平叛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