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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不過是窪地！
儒家士大夫眼中的帝國盛世，正是內亞秩序抵達中國的起點，
當它被中國窪地消耗之後，就變成文明的灰燼。
劉仲敬解構中國系列
「秩序輸出論」的古代中國版和演講版
附大量插圖
中國從古至今都是秩序窪地
「中國窪地」是一種隱喻，它指的不是中國所處在歐亞大陸東端上的地理低地，而是指和內亞相比，中國在政治秩序和文明上一直是被輸入區域，是技術、文明發和秩序的窪地。中國只能向朝鮮、日本輸出，而無法向西方輸出，這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政治窪地的性質。
這和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的看法大不一樣。中國怎麼會是秩序窪地？中國不是四大文明古國且唯一存續至今嗎？中國不是具有五千年文明，擁有燦爛的文化和科技（四大發明）嗎？中國不是只有到了腐敗顢頇的晚清，才在鴉片戰爭所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下，屈辱地衰落了嗎？
實際上，上述「歷史事實」僅僅存在一百多年，是由晚清的華夏士大夫階層「製造」出來的神話，屬於事後建構，「中國」作為國家存在至今也只有一百多年，古代東亞從來不存在一個叫「中國」的國家。
古代中國史，是被內亞秩序主導的歷史
東亞大陸上目前可證的最古老國家，是商周。而商周的出現，是居住在草原邊緣的殷人部落和居住在周人部落，各自扼住內亞通道、憑藉內亞的軍事技術才有機會崛起，整合周圍的華夏部落的結果。其中最核心的技術是馬拉戰車（軍事技術）和祭祀（組織技術）都是來自內亞，經由草原通道而傳播。
作者認為，華夏諸國所在的東亞大陸，一開始是沒有能力產生強大秩序的，其文明開端就被來自內亞的政治秩序所主導。而這一幕場景，在後面的千年中一次一次上演。一部東亞大陸的古代史，幾乎等同於內亞主導東亞的歷史。
秦國和趙國的軍國主義，是內亞先進軍事技術輸入使然（胡服騎射）。北魏隋唐，本質上是來自內亞的鮮卑國家主導了東亞大陸而建立的朝代。即便是最有中國屬性的宋代，也是建立在晚唐五代內亞武士的殘餘秩序之上。而元帝國和清帝國不用說，則是覆蓋了東亞和內亞的大型超級帝國。
在劉仲敬看來，東亞古代歷史上存在一個「蠻族替代模型」。隋唐時期的人口，已非漢魏人口，這個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個模型，此後成為東亞古代史常態。時間越來越快，週期越來越短。可以用該模型解釋的政權有：隋唐、遼金、蒙元、滿清，合計累計千年之久，佔了中國史一半以上的時間。
其步驟是：一、邊界外組織力量強大的胡人部落，闌入組織力弱、瀕臨崩潰的中國；二、游牧轉為定居，原有的部落結構變為封建結構，長老和武士自動變成領主。三、用儒家士大夫的衣缽掩蓋自己的蠻族出身，用官吏管理順民，武士變成官僚體系的一部分。
鮮卑人的北魏隋唐，契丹人和女真人的遼金，蒙古人和滿洲人的元清，都是內亞秩序進入中國這塊巨大的秩序窪地後而建立的政權。同時也因為巨大窪地的文明腐蝕作用，而不可避免地費拉化。所謂費拉化，就是皇權專制大一統制度下的臣民散沙，無組織性，無戰鬥力，技術演化停滯。這些大一統政權一旦封閉鎖國，切斷了內亞的技術輸入通路，就是其衰落之始，只能再次被內亞新來的秩序所主導。當然到了晚清，新的政治秩序來自海上。
為什麼貌似落後的內亞可主導東亞呢？
而為什麼內亞會主導東亞呢？一則是內亞處在兩河流域文明中心向外擴散的旋轉門上，本身就承受著巨大的技術更新和秩序更迭，從而成為輸出中心。內亞一點都不落後，它的技術更新能力非常強大；二則是內亞的地理形貌，是一望無際、暢通無阻、便於騎馬民族流通的草原「海洋」。
在劉仲敬看來，其實有兩個海洋，一個是大航海通道，一個是橫跨歐亞大陸、西至波蘭草原東到滿洲利亞的內亞海洋。在近代西方文明入侵東亞之前，秩序（技術和文明）就是從內亞海洋通道抵達東亞，入侵並主導中國。換言之，歷史上東亞政權被征服、被迫西化（胡化）的鴉片戰爭已經多次發生了。
今天的中國，依舊被共產秩序主導
近代西方秩序借道海洋而抵達東亞，用所謂的船堅砲利打開國門。這就是西方對東方的軍事技術優勢，而這種技術優勢，在古代內亞則是馬拉戰場、胡服騎射等等。而軍事技術的背後則是政治秩序。近代以來，西方主導中國的秩序有兩種，一直是殖民主義，一種是共產主義。
在反帝愛國的宣傳下，我們通常把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視為惡，當然中國的官方教育，則把同樣來自西方（蘇聯）的共產主義的入侵，視為對中國的拯救。然而在劉仲敬看來，無論其善惡，它們同樣都是在內亞勢力主導的東亞天下秩序解體後，一波秩序替代另一波秩序繼續主宰東亞的結果。
在劉仲敬的解釋體系裡，晚清以來東亞的政治秩序之所以被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宰，更能彰顯出東亞乃是秩序的窪地。因為大自然厭惡真空，秩序生產力強的地方，自然而然的就會被秩序生產力弱的地方造成的低氣壓所吸引，導致秩序從一方輸入到另外一方。所以，殖民主義在因為歐戰的因素而逐漸撤離中國之後，只有蘇聯才有辦法填補東亞這塊巨大的秩序真空。
共產主義秩序在短短幾幾十年就主宰了東亞的中國、朝鮮和越南，然而，共產主義秩序卻沒辦法主宰歐洲國家。為什麼呢？這裡面隱藏的，就是東亞歷史上從來沒有人提及的大哉問，這個大哉問又和東亞歷史的真相密切相關——那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秩序的窪地，而西方的歐洲正是秩序的源頭。
儒家士大夫眼中的帝國盛世，正是內亞秩序抵達中國的起點，
當它被中國窪地消耗之後，就變成文明的灰燼。
劉仲敬解構中國系列
「秩序輸出論」的古代中國版和演講版
附大量插圖
中國從古至今都是秩序窪地
「中國窪地」是一種隱喻，它指的不是中國所處在歐亞大陸東端上的地理低地，而是指和內亞相比，中國在政治秩序和文明上一直是被輸入區域，是技術、文明發和秩序的窪地。中國只能向朝鮮、日本輸出，而無法向西方輸出，這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政治窪地的性質。
這和我們耳熟能詳的「歷史」的看法大不一樣。中國怎麼會是秩序窪地？中國不是四大文明古國且唯一存續至今嗎？中國不是具有五千年文明，擁有燦爛的文化和科技（四大發明）嗎？中國不是只有到了腐敗顢頇的晚清，才在鴉片戰爭所代表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下，屈辱地衰落了嗎？
實際上，上述「歷史事實」僅僅存在一百多年，是由晚清的華夏士大夫階層「製造」出來的神話，屬於事後建構，「中國」作為國家存在至今也只有一百多年，古代東亞從來不存在一個叫「中國」的國家。
古代中國史，是被內亞秩序主導的歷史
東亞大陸上目前可證的最古老國家，是商周。而商周的出現，是居住在草原邊緣的殷人部落和居住在周人部落，各自扼住內亞通道、憑藉內亞的軍事技術才有機會崛起，整合周圍的華夏部落的結果。其中最核心的技術是馬拉戰車（軍事技術）和祭祀（組織技術）都是來自內亞，經由草原通道而傳播。
作者認為，華夏諸國所在的東亞大陸，一開始是沒有能力產生強大秩序的，其文明開端就被來自內亞的政治秩序所主導。而這一幕場景，在後面的千年中一次一次上演。一部東亞大陸的古代史，幾乎等同於內亞主導東亞的歷史。
秦國和趙國的軍國主義，是內亞先進軍事技術輸入使然（胡服騎射）。北魏隋唐，本質上是來自內亞的鮮卑國家主導了東亞大陸而建立的朝代。即便是最有中國屬性的宋代，也是建立在晚唐五代內亞武士的殘餘秩序之上。而元帝國和清帝國不用說，則是覆蓋了東亞和內亞的大型超級帝國。
在劉仲敬看來，東亞古代歷史上存在一個「蠻族替代模型」。隋唐時期的人口，已非漢魏人口，這個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個模型，此後成為東亞古代史常態。時間越來越快，週期越來越短。可以用該模型解釋的政權有：隋唐、遼金、蒙元、滿清，合計累計千年之久，佔了中國史一半以上的時間。
其步驟是：一、邊界外組織力量強大的胡人部落，闌入組織力弱、瀕臨崩潰的中國；二、游牧轉為定居，原有的部落結構變為封建結構，長老和武士自動變成領主。三、用儒家士大夫的衣缽掩蓋自己的蠻族出身，用官吏管理順民，武士變成官僚體系的一部分。
鮮卑人的北魏隋唐，契丹人和女真人的遼金，蒙古人和滿洲人的元清，都是內亞秩序進入中國這塊巨大的秩序窪地後而建立的政權。同時也因為巨大窪地的文明腐蝕作用，而不可避免地費拉化。所謂費拉化，就是皇權專制大一統制度下的臣民散沙，無組織性，無戰鬥力，技術演化停滯。這些大一統政權一旦封閉鎖國，切斷了內亞的技術輸入通路，就是其衰落之始，只能再次被內亞新來的秩序所主導。當然到了晚清，新的政治秩序來自海上。
為什麼貌似落後的內亞可主導東亞呢？
而為什麼內亞會主導東亞呢？一則是內亞處在兩河流域文明中心向外擴散的旋轉門上，本身就承受著巨大的技術更新和秩序更迭，從而成為輸出中心。內亞一點都不落後，它的技術更新能力非常強大；二則是內亞的地理形貌，是一望無際、暢通無阻、便於騎馬民族流通的草原「海洋」。
在劉仲敬看來，其實有兩個海洋，一個是大航海通道，一個是橫跨歐亞大陸、西至波蘭草原東到滿洲利亞的內亞海洋。在近代西方文明入侵東亞之前，秩序（技術和文明）就是從內亞海洋通道抵達東亞，入侵並主導中國。換言之，歷史上東亞政權被征服、被迫西化（胡化）的鴉片戰爭已經多次發生了。
今天的中國，依舊被共產秩序主導
近代西方秩序借道海洋而抵達東亞，用所謂的船堅砲利打開國門。這就是西方對東方的軍事技術優勢，而這種技術優勢，在古代內亞則是馬拉戰場、胡服騎射等等。而軍事技術的背後則是政治秩序。近代以來，西方主導中國的秩序有兩種，一直是殖民主義，一種是共產主義。
在反帝愛國的宣傳下，我們通常把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視為惡，當然中國的官方教育，則把同樣來自西方（蘇聯）的共產主義的入侵，視為對中國的拯救。然而在劉仲敬看來，無論其善惡，它們同樣都是在內亞勢力主導的東亞天下秩序解體後，一波秩序替代另一波秩序繼續主宰東亞的結果。
在劉仲敬的解釋體系裡，晚清以來東亞的政治秩序之所以被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宰，更能彰顯出東亞乃是秩序的窪地。因為大自然厭惡真空，秩序生產力強的地方，自然而然的就會被秩序生產力弱的地方造成的低氣壓所吸引，導致秩序從一方輸入到另外一方。所以，殖民主義在因為歐戰的因素而逐漸撤離中國之後，只有蘇聯才有辦法填補東亞這塊巨大的秩序真空。
共產主義秩序在短短幾幾十年就主宰了東亞的中國、朝鮮和越南，然而，共產主義秩序卻沒辦法主宰歐洲國家。為什麼呢？這裡面隱藏的，就是東亞歷史上從來沒有人提及的大哉問，這個大哉問又和東亞歷史的真相密切相關——那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秩序的窪地，而西方的歐洲正是秩序的源頭。
作者簡介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二〇一二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作者目前旅居美國。著有《遠東的線索》、《民國紀事本末》、《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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