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名中国右派的处理结论和个人档案(1)》

国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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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打击对象的处理结论,一直是极端内部乃至机密的档案材料。不仅一般的老百姓无法看到,连那些当时被斗争、被处理、甚至被赶到穷山恶沟里“劳改”、“劳教”的“右派分子”们,也可能从来没有看到。不少“右派分子”,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共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平反时,才发现自己的档案里原来还有一份如此严厉的处理结论。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在1958-1960年间出版过五卷本的《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绝密文件),共收集了党内13级以上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处理档案285份。其中有39人是省一级高干,对他们的定案大都是“反党集团”。除了各省市的“反党集团”,中央各部委中也揪出了不少“右派集团”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盟”。

在毛泽东时代越是被冠以“内部”和“机密”的档案,它们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就越深,真实性也越大。我们搜集了当年对右派分子的近千份处理结论,分为六册出版,从这里确实可以见一斑而窥历史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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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Information

Publisher
国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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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May 1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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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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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63032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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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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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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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res
History / Asia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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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給中華民族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廣西壯族自治區是這場內亂的重災區。廣西“文革”中以所謂“正確路線”的名義,大搞派性鎮壓,造成全區冤假錯案20萬件,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達85000多人。“文革”結束後很長時間,由於以派劃線用人提幹,各級領導崗位上有很多人抵制清理和平反,遲至1983年3月,在當時的中共中央督促下,廣西區黨委在全區範圍開展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簡稱“處遺”)工作,全區共組織了10萬人的“處遺”隊伍,歷時4年多時間(1984年後“處遺”結合整黨進行,直至1987年7月基本結束),平反冤假錯案,追究部分人的政治和刑事責任,全區共處分了53000多人,其中國家幹部18000多人。

1987年,廣西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把全區各地、市、縣在“處遺”、整黨中形成並經當地黨委審定上報的“文革大事件”材料,以及該辦公室編寫的《廣西文革大事件》、《廣西文革大事記》編印成一套《廣西“文革”檔案資料》。腥風血雨,鉅細靡遺,堪稱一份最翔實、最完整的十年浩劫史料,而其“官方身分”,更使其擁有了無可置疑的權威性。

從這本難得的史料,我們既能瞭解當時的中國如何無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入深淵,又能看到“文革”如何釋放出人性中的殘忍和醜惡,將山清水秀的八桂大地變成肆無忌憚地姦淫燒殺、活埋滅門的的人間地獄。
《紐約時報》2015年暢銷書
二十年深度交往中國領導人與商界精英
前美國財長、高盛總裁
獨家講述中國與世界接軌的背後故事

 ● 借重香港,國企巨頭重組上市的商業內幕

中國電信、中石油、粵海企業、中銀香港、中國工商銀行

● 眼光獨具的精英人物速寫
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周小川、江澤民、朱鎔基、吳儀、薄熙來、周永康、李嘉誠

● 與中國打交道的精彩回合
朱鎔基掌舵重組中國電信;高盛結識李嘉誠開拓香港市場;與王岐山和周小川合作共渡金融危機

● 一段非同尋常的香港故事
大雨如注的港交所IPO上市日、9•11翌日的半島早餐、君悅酒店500位等待中的銀行家……

較之大多數西方人,保爾森先生更加瞭解中國、中國政治以及中國領導人。──Andrew Ross Sorkin,《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在十數年間深入接觸中國的精英們。在西方, 除了基辛格外無人可以與其媲美。因此,《與中國打交道》是本非常重要的書。……任何巨權在握且又需要與中國打交道的人,都絕不應該錯過這本書。對普通讀者 而言,這本書會帶來許多饒有趣味的題外細節。這些細節展現了中國領導人作為普通人的一面,而這往往是他們在塑造對外形象時刻意抹去的。保爾森筆下的一些故 事令人深思。書中也不時閃現中國外交的技巧和不經意的幽默。──James Kynge,《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保爾森先生曾任高盛總裁和美國財長,是中國崛起大戲的前排觀察者。他在這本書中向華盛頓和華爾街進言……此書非常生動,保爾森對於自己所親歷的密室談判以及 重要對手的描述細緻且深刻…… 在他的筆下, 那些白手起家的中國故事讓人聯想起美國的「鍍金時代」。──Jeffrey Wasserstrom,《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書中記錄了保爾森身居高位時與中國打交道的軼事,成為觀察中國波譎雲詭的高層政治的窗口。──Jane Perlez,《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本書為前高盛總裁、小布殊時代美國財長亨利·保爾森的回憶錄。在與中國打交道的20年間,保爾森一百多次前往中國。他以新聞寫實的筆觸,記錄了與中國接觸的 關鍵事件與豐富細節:回憶錄的第一部分,細緻描述了保爾森作為高盛總裁,深入交往中國政府和國企精英,協助中國電信、中國石油、粵海企業、中銀香港等國企 進行資本重組,將其引入國際資本市場,推動國企改革;第二部分回顧了他在任美國財長期間,創立「美中經濟戰略對話」機制,兩國政治家在人民幣匯率、能源、 環保、人權等議題上展開的各種合作與角力;在回憶錄的第三部分,保爾森深入分析了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深化改革所遇到的困難,並對習近平主席的治國政策 進行了近距離的觀察和深刻評述。

保爾森以嫻熟的社交技巧融通中國各層級和行業精英,官員們的形象和關鍵歷史瞬間躍然紙上,豐富且生動。這本充滿趣聞軼事、引人入勝的回憶錄,是與崛起中國互動的經典教程和權威註解,也為觀察中國這個新經濟大國的發展和未來前行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素材。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套上下兩冊的巨著,是全球80多位學者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最新發現、研究成果。


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革是一場顛覆了中國社會、人類文明的政治運動,其基因仍在、遺毒猶烈,決定和影響著中國當今和未來。正因為如此,中共將文革研究視為禁區,試圖掩蓋遠未被揭示徹底的罪惡,他們擔心其掌權的法理基礎被摧毀。


所以,文革發生在中國,真正獨立、專業的研究會議卻只能在美國召開。由美國著名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著名中國事務教授林培瑞等召集的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2016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舉行,與中國對文革的禁聲,形成了諷刺性對比。


這一會議聚集了來自美、加、德、日、中國香港、澳門等地的學者,更有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重量級文革專家。這樣的會議規模和陣容,已屬「史無前例」,而且新人輩出,新說迭起,如一些媒體所言,實為一次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有關文革的國際學術會議。


會議向世人昭示了海內外史學家們探究歷史真相的勇氣和堅韌,對於重構中華民族對文革的集體記憶,極具戰略意義。


記錄會議成果的這套巨著,注定成為中國當代歷史的珍藏。


前言

韌性博弈後的成果


宋永毅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一百萬字、上下兩冊的題名為《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的巨著是我在美國編纂的第二本有關文革的論文集。十年以前,在文革40周年之際,我也曾受委託組織過大型的國際研討會,並在事後找到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了題名為《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的兩卷本的論文集。


這本新的論文集是今年6月24-26日,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召開的、題名為「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的紀念文革5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的產物。會議的主辦單位有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社會和意識研究中心、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輯委員會。協辦單位有紐約天問聯合學會。但在出版計畫上大有不同的是:早在一年多以前,紐約明鏡出版集團的老總何頻先生得知我們即將組織這一會議時,便慨然拍板決定了這一論文集的出版,充分顯示了一個出版家的良知和眼光。



在我編纂這本新的論文集時,內心的感受可謂悲喜交加、五味雜陳。


悲的是:十年前我們相聚紐約開文革40周年研討會時,內心都或多或少地抱著一絲神思遐想:下一個十年能不能在文革的發生地——中國大陸開這樣的研討會?然而,幻想總是溫暖的,現實卻是冰冷的。和十年前相比,中國大陸的新領導人不僅更嚴厲地在國內禁止任何有關文革的學術活動,還想把已經前行了50年的歷史車輪拉回到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去。


喜的是:在政客們千方百計掩蓋歷史的同時,還有史學家們堅韌不拔的對真相的揭露。雖然歷史有時會發生短暫的倒退,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客和學者的悠久的博弈中,前者一定是「勝利者」。雖然學者只掌握形而上的「批判的武器」(思想和言論),但在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的構築中,並不一定輸給政客們的形而下的「武器的批判」(警察和監獄)。在這些投身與文革研究的歷史學者身上,我們還看到了自春秋末年齊國史官太史伯三兄弟為纂信史而不畏死的節操和承傳。由於他們正氣的震懾,篡位的君王最後認識到他只能主導當政時期,而史官卻傳承千年中華歷史。中國千年以來的史官們秉承著「史學、史識、史才、史德」,秉持了「險惡矯誣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為華夏民族歷史真理的捍衛者。


在這次會議中,我們也確實欣慰地看到了韌性博弈後的成果。例如,這一會議聚集了來自美、加、德、日、中、港、澳(門)等地的70多位學者,其中有十位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中有徐友漁、秦暉、王海光、米鶴都、金光耀、李遜、崔衛平等重量級的文革研究專家。


此外,會議還收到了朱學勤、唐少傑、董國強、申曉雲、徐海亮等七位大陸著名學者的書面發言和論文。這樣的規模,如一些媒體所言,實屬「史無前例」了。十年前,在紐約召開文革4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時,由於大陸有關方面的阻攔,在上述的知名文革研究專家中,僅有徐海亮教授一人能與會。更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革也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學術課題。既然在中國國內無法進行任何公開的學術研討活動,與會的學者、尤其是華裔學者都認為:他們在海外學術自由的環境中組織和召開這樣的大會就責無旁貸。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相一定要被揭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一定要被保存。



因為中共當局對文革研究的禁錮和阻攔,文革研究是否後繼有人的問題一直是纏繞著海內外學界的一個憂慮。其實,有關當局的陰暗企圖是一回事,他們能不能使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集體失憶又是另外一碼事。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史學有著「以史為鑑」的優良傳統,要利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強迫海內外學界放棄「文革研究」是不可能的。近十年來,不要說海外學界的新生輩層出不窮,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批相當數量的以文革為研究課題的博士研究生。會議的組織者敏銳地發見了這一剛剛浮現的新群體,邀請了六位80後的文革研究新人與會。並以「新一代學人(80後)的文革研究」為題,開啟了大會第一天的首場討論。


這六位來自世界各地(美國、德國、中國、澳門)的五位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學者是:陳闖創(美國青年學者)、宋國慶(德國佛萊堡大學漢學研究博士生)、劉成晨(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王芳(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楊雋(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等。


這幾位青年學人儘管都生在文革後,但他們的發言和論文卻有著堅實的史料基礎和新學科知識的底蘊。首先,他們的研究雖然比較微觀,集中在某一個省、市或縣,但都以大量的檔案史料和現場訪談為基礎。例如宋國慶的〈遲到的正義:廣西處理文革亂打死人問題的啟動〉是他近兩年內在廣西查找檔案和田野調查收集口述資料的結果。再如王芳的〈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以滬、漢兩地為例(1966-1967)〉一文,同樣也是她奔波於滬漢兩地調查訪談的結果。為此,他們所梳理的歷史真相都比較可信和全面。其次,雖然他們的研究都帶有個案研究色彩,卻也同時顯現了現代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養,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開拓意義。例如,劉成晨和他導師郝志東合著的英文論文《理解中國的暴力:以一個縣域的土改與文革為例》,是第一次把土改和文革暴力做比較研究的論文,還得出了「1940年代的土改和1960年代-1970年代的文革之間有相當的關聯性,其暴力的機理是一脈相承的」的新結論。對一門學科建設而言,及時推出和鼓勵學術新人具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洛杉磯研討會不僅給人以文革研究後繼有人的信心,更將沉實地推動該學科今後幾十年內的發展。

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給中華民族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廣西壯族自治區是這場內亂的重災區。廣西“文革”中以所謂“正確路線”的名義,大搞派性鎮壓,造成全區冤假錯案20萬件,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達85000多人。“文革”結束後很長時間,由於以派劃線用人提幹,各級領導崗位上有很多人抵制清理和平反,遲至1983年3月,在當時的中共中央督促下,廣西區黨委在全區範圍開展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簡稱“處遺”)工作,全區共組織了10萬人的“處遺”隊伍,歷時4年多時間(1984年後“處遺”結合整黨進行,直至1987年7月基本結束),平反冤假錯案,追究部分人的政治和刑事責任,全區共處分了53000多人,其中國家幹部18000多人。

1987年,廣西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把全區各地、市、縣在“處遺”、整黨中形成並經當地黨委審定上報的“文革大事件”材料,以及該辦公室編寫的《廣西文革大事件》、《廣西文革大事記》編印成一套《廣西“文革”檔案資料》。腥風血雨,鉅細靡遺,堪稱一份最翔實、最完整的十年浩劫史料,而其“官方身分”,更使其擁有了無可置疑的權威性。

從這本難得的史料,我們既能瞭解當時的中國如何無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入深淵,又能看到“文革”如何釋放出人性中的殘忍和醜惡,將山清水秀的八桂大地變成肆無忌憚地姦淫燒殺、活埋滅門的的人間地獄。
 “文化大革命”使发动者和领导者事与愿违。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无疑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全盘控制党员和人民的头脑;但“文革”却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中国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幻灭,催发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进行政治改革的热情,推动了对中共制度的质疑和批判,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


1966年“文革”刚刚爆发时,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街头,数百万红卫兵“大破四旧”,把各种书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几乎是在“文革”爆发一年后,一代红卫兵中的许多人,就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不绝如缕,年轻一代寻求新的精神资源和思想支柱,培育出自己偏离甚至挑战中共正统的思考成果。这些异端思想的出现,令当局极为惊恐,据中共文件称,在“文革”中,当局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开取缔和批判过一大批“大毒草”(即表达异端思想的著述),包括遇罗克《出身论》和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毛泽东的狂热拥护者,为何变成了他的反对派?年青人思想觉醒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值得探索的事情?本书选编“文革”中93篇最重要的异端思潮文献,我们可以从中追寻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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