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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這本書時，我腦海浮現的，是一幕十幾年前在慕尼黑大學課堂的場景。
我的指導老師——治學嚴謹但也風趣詼諧的Roxin 教授，在其證據禁止研討課程時以一則德國實例作為開場白，案例大要如下：A、B 於夜間侵入C 開設的店，C 發現後在黑暗中以武器還擊，其中一名入侵者受傷後兩人逃逸。後來，警員P 根據C 提供的線索到附近某大醫院查訪，並找到當夜急診室的值班醫師D，但D基於醫療業務秘密之拒絕證言權，拒絕透露傷患就醫資料；鍥而不捨的P，轉而尋求當夜值班護士E 的協助，E 基於同樣理由而予婉拒；P 雖不為難E，但靈機一動表示：醫療人員固然不能洩露病患資料，但陪同隨行者並非病患，透露無妨，E 鬆了一口氣，交出了隨行者B 的個人資料，隨後P 遂按圖索驥找到A 而破案。本案後經檢察官對A、B 兩人提起公訴。
聽到這裡時，來自於「不同國情」的我，一方面腦袋是一頭霧水（德國犯人怎麼會笨到在犯案受傷後還去就醫？還留下真實姓名資料？德國醫生護士怎麼膽敢拒絕警方的要求？…），二方面心理也默默讚嘆德國警察的分寸及機智。沒想到，Roxin 說完案例後提出的問題是：法院應否禁止使用本案的相關就醫資料？更不可思議的是，在座德國同學競相舉手，贊同應該禁止使用，主要理由是：警方的作法實質上規避了醫療拒絕證言的規範目的，使用此種證據將造成傷患者不敢就醫的寒蟬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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