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所提出的實用社會知識論之意蘊並沒有消解哲學的意義,相反是讓哲學建立在生存論的情景狀態中,建立在現實社會生活的土壤之中,成為對生活本身、對現實本身的探究活動,哲學的價值不僅僅是解釋世界,更主要是改變世界,哲學從根本上說是實踐的,“杜威總是試圖對哲學進行重新定義,因為他不把哲學看作是認識實在或者沉思實在的一種努力,而是把它看作人類爭取理解自己及其環境,以便改善其處境的努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杜威並沒有讓自己的哲學活動沉浸於純思辨的哲學領域,而是將其知識論思想作為一種方法論應用到改造哲學、道德、教育和民主的社會實踐中,解決現實問題,為社會服務,為大眾服務,為普通人謀幸福,杜威實用社會知識論的這一思路符合美國的時代特征,展示了美國哲學強烈的實用主義情結,影響到了美國哲學的進程,推動著美國哲學的進步與發展。其實用社會知識論問世以來,在當時就獲得了很多哲學家的認同,例如,米德、帕西.威廉斯.布裡奇曼、西德尼.胡克、G.H.麥德,查理.W.莫裡斯、阿瑟.E.墨菲��,杜威實用社會知識論對這些哲學家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些哲學家們繼承了杜威實用社會知識論基本精神,並對它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正與補充,促進了其實用社會知識論的發展。就算在現代,杜威實用社會知識論思想也仍然具有一種巨大的影響力,新實用主義者羅蒂、奎因、普特南、塞拉斯、戴維森、伯恩斯坦等人也皆從杜威實用社會知識論中吸取養分,來構建自己的哲學思想,從某種程度上說,新實用主義很多學者在知識論上受到了杜威實用社會知識論很多思想的影響,展現出了分析哲學實用社會化的趨勢,以及歐洲大陸哲學(尤其是後現代主義)與實用主義相結合的趨勢。以上這些表明,杜威實用社會知識論中的基本立場和很多觀念成為美國新一代哲學家們建構其哲學思想的源泉和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杜威哲學並沒有過時,它在現時代煥發出了新的生機和力量。的形象缺乏“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