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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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年，在於布里斯托經商數個月之後，休謨前往了法國安茹的拉弗萊舍（La Flèche）旅遊，在那裡休謨經常與來自Prytanée軍事學校的耶穌會學生進行哲學討論，勒奈·笛卡爾也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在那裡定居的四年中休謨替自己訂下了生涯計畫，決心要「過著極其簡樸的生活以應付我那有限的財產，以此確保我的獨立自主性，並且不用考慮任何除了增進我的文學天分以外的事物。」在法國定居時休謨也完成了《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當時他年僅26歲。雖然現代的學者們大多將《人性論》一書視為是休謨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學歷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此書剛出版時並沒有獲得多少重視。休謨在記載到當時自己缺乏大眾重視時這樣寫道：「媒體對這本書的反應是一片死寂，甚至連對那些狂熱的讀者群都沒有半點交代。不過我本來就養成樂觀而開朗的個性，很快就從這樣的挫折裡站了起來，並繼續在鄉下努力的進行研究。」他繼續寫下了《人性論摘要》一書，但沒有寫出自己的名字，他試著縮短並精簡他之前的冗長著作以吸引更多讀者，但即使經過這樣的努力，他依然沒有成功使《人性論》一書重獲重視。撰寫《人性論》的艱辛過程使得年輕的休謨近乎精神錯亂，為了回復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謨決定暫時返回平凡生活。
在該書中，達爾文首次提出演化論的觀點。他使用自己在1830年代環球科學考察中積累的資料，試圖證明物種的演化是通過自然選擇（天擇）和人擇的方式實現的。
達爾文在南美洲考察時，在安地斯山山頂上發現海洋生物的化石，讓他感到困惑。在小獵犬號啟航時，達爾文曾帶了一本英國地質學家萊爾所著的《地質學原理》；萊爾認為地球的地形、地貌是經過長時間不斷的細微變化的結果，萊爾相信風力、雨滴、冰雪等微小的力量，持續千萬年後就可以完全改變地表的形貌。達爾文本人也相信，只要時間足夠，無法察覺的細微改變也可以造成巨大的變化。達爾文推算白堊紀中期距今約有三億年左右的歷史，持續長時間微小的地震等自然因素使得原來在海中的生物遺跡能在高山上發現。
在加拉巴哥群島考察時，達爾文發現每個島嶼上的陸龜及雀鳥並沒有很大的差異，但又有些許的不同。他又發現加拉巴哥群島的生物與南美洲大陸的種類非常相似；於是他開始懷疑島上生物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他們之間的差異是由於千百年來適應各個島嶼不同環境的結果。每一個物種都是一些細微的變化在無數個世代的過程中產生的結果。
生物進化在當時並不是新的概念。1809年時，法國動物學家拉馬克便提出：當環境改變時，物種會調適發展自己的器官來適應環境，常用的器官會發育變大、不用的器官會逐漸退化，並且這一代獲取的改變會遺傳給下一代；但沒有科學證據可以證明「用進廢退」和「獲得性特徵可遺傳」的假說。後來達爾文又從英國人口學者馬爾薩斯所著的《人口論》得到靈感；馬爾薩斯認為：人類糧食的生產永遠無法趕上人口的增加，致使糧食供不應求，進而發生飢荒或戰爭，導致一部分人口死亡。達爾文以此聯想到生物演化發生的機制：演化是生存競爭中自由淘汰的結果，食物與空間等資源有限，只有最適應環境的個體才能生存下來，延續族群。
「天擇」的概念逐漸在達爾文的五年環球考察過程中形成。在1836年回到英國後，達爾文慢慢將他的看法寫成文章，然而沒有發表。大部分科學家認為，達爾文遲了很久才發表他的作品，原因之一就是擔心引起教會勢力的強烈反彈。1858年，達爾文接到在馬來群島調查的博物學者華萊士有關物種形成的文章；華萊士對於物種形成的看法與他有很多相似之處（《物種起源》的緒論中提到了這一段過往），一方面達爾文的不希望自己研究成果的來源變得看起來不正當，另一方面可能別人的支持使他增加了信心，於是兩人在1858年的倫敦林奈學會中，以兩人共同署名的方式，發表有關物種形成的看法。接著達爾文在1859年發表了《物種原始》。
讓－雅克·盧梭，近代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大師，他的思想標誌著理性時代的終結和浪漫主義的誕生。他把政治思維和倫理思維推向新的方向。他在音樂上和其他藝術上的變革都具有革命性。他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影響深遠。他教導父母們教育子女要不拘陳規，因材施教；他深化了友誼和愛情中的情感表現而不是拘謹禮讓的束縛。他使人們睜開雙眼，面對自然的絢麗多姿，他使自由成為一個幾乎是人們普遍渴望的目標。他的《懺悔錄》達到了聖·奧克斯丁《懺悔錄》同樣經典的地位。
1762年，盧梭五十歲時，刊印他的著作的書商，阿姆斯特丹的馬爾克-米歇爾·雷依，建議他寫一部自傳，遭到盧梭拒絕。直到1765年，當他的生活因被迫流亡而再次陷入顛沛流離的狀態時，他才懷著一種悲憤的心情開始寫作他的自傳，到1770年11月方才完成，就是現在這部《懺悔錄》。
《懺悔錄》是一部在殘酷迫害下寫成的自傳。全書分為兩部，共12章。主題是通過盧梭自己的坎坷一生反映社會對人的某種殘害和壓迫。在作品中，盧梭講述自己「本性善良」，古代歷史人物又給了他崇高的思想，但是社會環境的惡濁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使他受到了侵染和損害。盧梭回憶了他孩童時代所受到的遭遇，入世後社會對他的虐待和他耳聞目睹的種種黑暗與不平，指出社會存在著「強權即公理」的不平等現象。在這部被稱為「文學史上的奇書」中，盧梭把自己作為人的標本來剖析，他把自己的靈魂真誠地、赤裸地呈現給讀者，其坦率程度是史無前例的。由於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個性自由的精神，該作品被視為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先兆。
社會契約論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權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他所說的政治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並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
雖然盧梭喜愛仁君勝過其它的政府形式，他對此含糊其辭。他闡明政府必須分成三個部分：主權者代表公共意志，這個意志必須有益於全社會；由主權者授權的行政官員來實現這一意志；最後，必須有形成這一意志的公民群體。他相信，國家應保持較小的規模，把更多的權利留給人民，讓政府更有效率。
人民應該在政府中承擔活躍的角色。人民根據個人意志投票產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權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麼社會契約就遭到破壞；人民有權決定和變更政府形式和執政者的權力，包括用起義的手段推翻違反契約的統治者。
房龍表示他寫作篩選歷史題材時，總是會不斷問自己：該歷史人物或事件是否至關著後代的人類歷史走向？因此書中的文字總是簡單而親切，篇章簡短而適量。
在初始版本出版後，房龍在1920年代稍晚時出版了第二個版本的《人類的故事》。這個版本增錄了《七年之後》這則文章，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1944年房龍過世之後，其子傑拉德．威廉．房龍（Gerard Willem VanLoon）接下了續寫的工作，在1951年完成第65~71章。之後的更新，則是出自"耶魯大學"的歷史教授約翰．M．梅里曼（John M. Merriman）之筆；其1999年的最新版本已涵蓋1990年代晚期的歷史事件。
尼采談到蒙田：「世人對生活的熱情，由於這樣一個人的寫作而大大提高了。」
千百年來，《聖經》一直是人們最忠實可靠的伴侶。這部書中的某些章節早在兩千八百年前就已寫成，而另外的一些章節則是較晚的年代完成的。在許多世紀里，《聖經》是你們的祖先擁有的惟一一部書，他們喜歡閱讀它，對它熟記於心，並且，把「摩西律法」當成世上最高的法律。后來，隨着科學的發展，有些人開始把《聖經》僅僅看成是古代歷史事件的敘述。他們與堅持《聖經》來自於神的那些人發生了衝突，導致了劇烈的戰爭。有一段時間，許多人仇視《聖經》，就像他們的先輩對它敬畏熱愛一樣。
關於這些內容，我不想給你們講什麼。
我不是在向你們說教，不是在攻擊某個觀點和行爲，也不是在爲誰辯護。我只想告訴你們應該知道的（完全是我個人的觀點——而且上帝禁止我強求別人同意），你們的生活中應該有更多的理解、寬容和愛，因爲那是善良的、美好的，也是神聖的。
《舊約》的故事寫起來比較容易，那是一個沙漠部落的故事，他們在經歷長期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之后，終於佔領了西亞的一小塊領土，定居下來並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但《新約》卻比較難，它的故事圍繞一箇中心人物——拿撒勒鎮的一個木匠。他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卻對生活一無所求。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比耶穌的生平故事更有趣了，所以我將爲你們敘述他的事蹟。就我所知的事實，不增加，也不減少，我確信，這也正是他最爲贊同的方式。
人類的生命
在女人胸腔里孕育，
從她的柔脣上你吚呀學語，
她拭去你最初的淚滴，
當生命擺脫羈絆，
當彌留塵世之際，
往往也是在女人面前，你傾吐出臨終的嘆息。
——第一場·第二幕
以上對女人的這些評價都是公正的。
只要稍許觀察一下女性的構成，你就會看到，女人並不是命中註定要負擔沉重的勞動，無論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她也並不一定要以這種勞動來償還生命的債務，而是以她所遭受的艱辛、生兒育女的痛楚及撫育他們的辛勞、對丈夫的屈從，對於丈夫，她是應該忍讓，應是她丈夫的令人歡樂的伴侶。那種痛不欲生的悲愴、欣喜若狂的歡樂並不屬她個人所有，因此她不必處處顯示自己的種種力量。女人應比男人更加溫和、沉靜並平凡，亦即既不能比男人歡樂，也不能比男人更痛苦。
女人最適宜的職業是看護和教育兒童，因爲她們本身實際上就很幼稚、輕佻漂浮、目光短淺，一句話，她們的畢生實際就是一個大兒童——是兒童與嚴格意義上的成人的中間體。看吧，一個姑娘整天與兒童爲伍，跟他們一起跳舞、唱歌，回過來想想，一個男人即使想誠心誠意這樣去做，但他處於那個姑孃的位置，他怎能忍受呢。
政府論
《政府論》上篇，集中駁斥了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君權神授說和王位世襲論。這種理論以菲爾麥的著作《先祖論》爲代表。
羅伯特·菲爾麥（1588―1653），貴族出身，是英國封建貴族、保王派的主要代言人，曾被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授予爵位。他的代表作《先祖論》是王黨將之作爲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的理論依據。《先祖論》一書，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國王的權力是直接來自上帝的，他的王位是世襲的。具體論證是：上帝創造了第一個人亞當，同時授予他統治妻子、兒女以及世上萬物的權力，因此，亞當不僅是第一個家長，而且是第一個國王。亞當這種父權和王權是代代相傳，永遠世襲的。
洛克在上篇中，通過對菲爾麥所依據的《聖經》的考察，證明：
第一，亞當並不如菲爾麥等人所主張的那樣，是基於父親身份的自然權利或上帝的明確賜予，享有對於其子女的支配權及對整個世界的統治權。
第二，即使他享有這種權力，他的繼承人也無權世襲這種權力。
第三，即使他的繼承人可以世襲這種權力，但是由於沒有自然法，也沒有上帝的明文規定來確定在各種情況下誰是合法繼承人，因而也無從確定應該由誰來掌握統治權。
第四，即使這也已被確定，但是誰是亞當的長房後嗣，早已絕對無從查考。這就使人類各種族和世界上各家族之中，沒有哪一個人比別人更有理由自稱是最正宗的長房後嗣，從而享有世襲的權力。
《政府論》下篇，系統地闡述了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範圍和目的。其主要內容包括：
1、自然狀態。人類最初是處於一種純粹的自然狀態。自然狀態是一種完全的自由、平等的狀態。自然法在自然狀態中起支配作用。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着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在自然狀態中，自然法的執行權屬於每一個人，也就是說，人人都有權懲罰違反自然法的人。這種懲罰權不是無限的，它以制止違反自然法爲限度。
2、政治社會的起源。自然狀態的生活如此美好，爲什麼人們還要加入政治社會，受政治權力的約束呢？這是因爲自然狀態有三種缺陷：①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種制定的、穩定的、人所共知的法律，作爲人們共同的是非標準和裁判他們之間一切糾紛的共同尺度。②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法律來裁判一切糾紛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③在自然狀態中，往往缺少權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使它得到應有的執行。所以人們甘願放棄各自獨立行使的懲罰權，交由他們中間被指定的人來專門行使。這種懲罰權力的行使也不能是隨意的，而必須按照政治社會一致同意的規則，或按照他們授權的代表一致同意的規則來行使。這就是立法和行政權力的起源，政府和政治社會本身之所以產生的緣由，也在於此。
3、政府的目的是保護私有財產。一個人只要使任何東西脫離其自然存在的狀態，這個東西里就已經摻進了他的勞動，即摻進了他自己所有的東西，因而這個東西就成爲他的財產。換言之，勞動在自然之物上面加上一些東西，使它們就成爲勞動者的私有財產。勞動創造財富，貨幣擴大財富。人們在自然狀態下就有財產權，政府成立後的目的就是保護私有財產，而絕對不能侵犯它。因此，未經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政府決不應該對人民的財產課稅。
4、法治與分權。國家必須根據正式頒佈過的、長期有效的法律來統治，而不能依靠臨時的專斷命令來進行統治。法律一經制定，無論貧富貴賤，每個人都必須平等地服從，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逃避法律的約束與制裁。國家權力有三種：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權力，但它對於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不是、也不可能是絕對地專斷的，且未經本人同意，不能取走任何人的財產的任何部分。由於同一批人同時擁有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這就會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誘惑，使他們動輒要攫取權力，因此立法權和執行權應該是分立的。而執行權和對外權之間雖有區別，但是兩種權力卻幾乎總是聯合在一起的。
5、人民主權與政府解體。既然國家權力是受人民委託來實現某種目的的，那它就必然要受那個目的的限制，當這一目的顯然被忽略或遭受打擊時，委託必然被取消，權力又回到當初授權的人民手中，人們又可以重新把它授予最能保衛自己安全的人。因此，政治社會始終保留着一種最高權力，以保衛自己不受任何團體、即使是他們的立法者的攻擊和謀算。當政府已經開始禍害人民，統治者的惡意已昭然若揭，或他們的企圖已爲大部分人民所發覺時，人民就將被迫揭竿而起，推翻他們的統治了。當立法機關被變更時，當握有最高執行權的人玩忽和放棄職責，當立法機關或君主在行動上違揹他們的委託，人民的這種最高權力就能體現出來，政府就將解體。
絕不承認任何事物為真，對於我完全不懷疑的事物才視為真理；
必須將每個問題分成若干個簡單的部分來處理；
思想必須從簡單到複雜；
我們應該時常進行徹底的檢查，確保沒有遺漏任何東西。
笛卡兒將這種方法不僅運用在哲學思考上，還運用於幾何學，並創立了解析幾何。
由此，笛卡兒第一步認為懷疑就是出發點，感官知覺的知識是可以被懷疑的，我們並不能信任我們的感官。所以他不會說「我看故我在」、「我聽故我在」。從這裡他悟出一個道理：我們所不能懷疑的是「我們的懷疑」。意指:我們無法去懷疑的，是我們正在「懷疑」這件事時的「懷疑本身」，只有這樣才能肯定我們的「懷疑」是有真實性的，並非虛假的產物。人們覺得理所當然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卻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笛卡兒將此作為形上學中最基本的出發點，從這裡他得出結論，「我」必定是一個獨立於肉體的、在思維的東西。笛卡兒還試圖從該出發點證明出上帝的存在。
《論法的精神》中的理論和思想對世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產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其中提出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立，相互制衡，保障公民自由這一膾炙人口的理論爲歷代資產階級所嘖嘖稱道。首先運用孟德斯鳩的理論建立資產階級國家的是美國。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領袖們都對《論法的精神》爛熟於心，而且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訂入憲法。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發佈的《人權宣言》中也宣佈沒有三權分立就沒有憲法。
19世紀末，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開始接觸18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啓蒙主義思想。中日甲午戰爭之后，以康有爲爲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倡言變法，在他的《戊戌奏稿》中便明確提出了孟德斯鳩的君主立憲思想。雖然戊戌變法歸於失敗，然而中國腐朽沒落的封建王朝終於還是被孫中山爲首的新興資產階級發動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孟德斯鳩的資產階級憲法論以及法制觀念也曾深刻地影響過民國時期的憲法和法制。只需稍稍留意一番當時的憲法、民法、刑法的內容，就不難發現許多內容都源於《論法的精神》的重要思想。
孟德斯鳩( Chari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法國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法學家。歷任波爾多省法院法官、院長和法蘭西學院院士。他生於貴族家庭，幼年學習過古希臘語和拉丁語，后來專攻法律。1716年孟德斯鳩繼承伯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長職務。在工作中，他認識到封建法律是爲王權服務的，開始懷疑法律能否做到真正公允。1728年他辭去法院院長職務，從此他潛心讀書，涉獵各類學科，獲得了廣博的學識。他到歐洲各國旅行，深入研究英國的憲法和議會制度，爲《論法的精神》收集資料，耗時20年。經過精心的醞釀和準備，於1748年完成並發表了《論法的精神》這一社會學鉅著。
藝術史是在藝術和藝術家的發展中考察歷史事實的。它把傳說中的一切可疑的和錯誤的部分清除盡淨，而把那可靠的要素取來，儘可能地編成一幅正確而且清楚的圖畫。它的任務，不是重在解釋，而是重在事實的探求和記述。但是單單斷定事實及聯結事實的研究，不管作得怎樣徹底，怎樣周到，總還不能滿足人類的求知精神。因此在這種藝術史的研究之外，早就有了一種關於藝術的性質、條件和目的的一般研究。這些研究，無論它們是片斷的或是有系統地發表出來的，就代表着我們所謂藝術史和藝術哲學的那兩種課程。藝術史和藝術哲學合起來，就成爲現在的所謂藝術科學。
貢斯當曾在幾部著作中概述過關於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的區別。在1806年撰寫的《適用於所有代議制政府的政治原則》中，他便專章討論了這一區別。在1813年發表的《論僭主政治》中，他更明確寫道：「十八世紀末的人們提出的自由是從古代共和國那里借用而來的。」這種自由在於積极參與政治權力，而不是和平地享受個人獨立。然則，直到他在1819年關於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的演講中，他關於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的觀點才最終形成。這次講演引起巨大的反響，對以后自由主義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達仁道夫的社會衝突論的主要論點是：「衝突是由於權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於經濟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各利益集團各司其事，這樣雖時常會有一些小衝突，但卻限制了嚴重衝突的集中爆發。」